古代诗歌中的瘟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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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古代常发瘟疫，但古人却很少研究瘟疫。
中国古代常发瘟疫，但古人却很少研究瘟疫。
摊开历史和文献，一排排都是“是岁大疫”“大疾疫”“瘟疫大作”，再加上“朝发夕死”“死者十七八”“一夜之内，百姓惊逃，城为之空”之类的简要文字，但也仅此而已，很少有对瘟疫的详细记载，更少有关于瘟疫的专门研究。直到明末清初，传染病学家吴有性（字又可）《瘟疫论》专书一出，才有所突破，你说多要命！
《温疫论》 吴有性 著
相形之下，在海量的古诗中，描写瘟疫的就更少得可怜了！这些诗，或伤逝友，或悯黎民，惟以悲哀为主。其中描写的惨状，令人伤感，这里一概不言；倒是有一些讽世骂时之作，犹如藿香正气。现检“疫”若干，以见一斑。
元·方回《九月雪十月雷记异》：
七十三翁骇何谓，雷旧惯闻雪则未。
水旱国家有仓储，人能寡欲疫疠无。
在这首诗中，方回说他活了七十三岁，一辈子从来没有见过九月下雪的异常气象，这种异常气象往往会导致灾害和瘟疫，因此，他提醒人们，水灾旱灾都不可怕，国家会有仓储赈灾，但是如果发生瘟疫，那国家也没辙了。而避免瘟疫的办法，就是控制和减少自己的欲望。
他又有一首《病后夏初杂书近况》：
含桃豌豆喜尝新，罂粟花边已送春。
岂谓单衣挥扇手，仍为败絮拥炉身。
唾壶甫换痰仍满，药贴多誇料不真。
火热冰寒但绝欲，世间疫疠本无神。
在这首诗中，方回生病了，过着贫困潦倒的日子，初春的季节，浑身又热又冷，不停地咳嗽，虽然吃了一些药，可是不见好转。但他相信，最大程度克制自己的欲望，就能抵抗瘟疫——瘟疫又不是神！
《桐江集》（复印本书影 ） 方回 著
同时期，又有陆文圭《病中寄诸友》：
五福人间有，吾兼疾与贫。
死宁遭疫鬼，生不媚钱神。
采药思方士，贻书荷故人。
城东有别墅，风雨失残春。
陆文圭号墙东，为人刚明超迈，以奇气自负，有《墙东类稿》问世。所谓“墙东”，源自典故。西汉末年，王莽篡权，有王君公者为避祸，当牛侩以自隐，人称"避世墙东王君公"。后以"墙东避世"喻为隐居于市井。在这首诗中，陆文圭也生病了，跟方回一样，病而且穷。但他说自己宁愿死了遇到“疫鬼”，也不愿活着为五斗米折腰，其倔强可想！
至于瘟疫发生的原因，古人常归结为两种，一种是鬼神，一种是气候。愚民多信前者，文人多相信后者。三国时期曹植《说疫气》中说：“阴阳失位，寒暑错时，是故生疫，而愚民悬符厌之，亦可笑也。”这两种观念，一直延续并存。
在延续并存中，明代似乎开了一个新局面。明代的诗人不认为瘟疫只是“阴阳失位”、只是“阴阳错行”、只是天灾，而是认为天灾中离不开人祸、天灾中也有人祸，形诸诗歌的，倒颇有一些。例如，王世贞《岁暮即事杂言六章》其五：
天地岂不仁，来为乡邑雠。
疫鬼日夜侵，尽室委阳侯。
长吏佐凶岁，存者复累囚。
丈夫具七尺，岂但妻子谋。
朝粥与夕蔬，一饱良足羞。
这是说，乡里都已经发人瘟了，日日夜夜有人“中标”，有的甚至举家投河自尽，一些执法者还在助“疫”为虐、趁“疫”打劫，老百姓即使侥幸没有瘟死，也动不动会有牢狱之灾！在这种情况下，瘟疫的悲惨后果，自然就更加严重了。
又如，于谦《延津县》：
县治萧条甚，疲民疫病多。
可怜官失职，况是岁伤和。
空廪全无积，荒田更起科。
抚安才智短，独立奈愁何。
延津县，隶属于今河南新乡。在这首诗中，于谦明白指出，延津县“疲民疫病多”，与当地官员“失职”“才智短”有很大的关系！但他自己独立苍茫，视此官劣民瘼，也无可奈何，只能写诗呼喊，以留青史和证据。
又如，明代学者（1381～1469）龚诩《甲戌民风近体寄叶给事八首》其一：
疫疠饥荒相继作，乡民千万死无辜。
浮尸暴骨处处有，束薪斗粟家家无。
只缘后政异前政，致得今吴非昔吴。
寄语长民当自责，莫将天数厚相诬。
在这首诗中，龚诩直指瘟疫饥荒相继发作、百姓成千上万死亡的原因，是官员失职、政治失当，并进而奉劝领导干部要“自责”，不要以为“天道好还”是诓人的。最令人注目的，是第三句颈联“只缘后政异前政，致得今吴非昔吴”，写得非常有张力、非常出色！叶盛《水东日记》中说他这类写民风的诗，“有杜荀鹤时世行风致，以其与流俗辈所为空言无补之诗不同，且于吾徒在人上者有警也”，可谓确评。
虽然龚诩所说的“天数”，不无迷信的成分，但世间因果定律，确是真实不虚。
（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，不代表本号立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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